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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朗天（The Glocal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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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下旬，若開羅興亞救世軍（Arakan Rohingya Salvation Army，簡稱ARSA）突襲若開邦三十個緬甸軍警哨崗之後，政府隨即進行大規模的報復回應，三星期內的衝突導致多達四十萬名羅興亞人流離至鄰國孟加拉。若開邦方面則密密傳出由軍方發動敵視羅興亞人的制度暴力，被聯合國厲斥為教科書式的種族清洗案例[1]。背向國際多方的譴謫壓力，東亞鄰國無數的民間示威，披戴諾貝爾光環的國務資政昂山素姬鮮有動容。直到近日她才首度開腔回應，認為事件沒有實證支持[2]。外界嘩然昂山素姬的冷血無情，卻無視全民盟在前年大勝被軍政府寸寸制肘的實況。畢竟，一個大部分主要部長都被軍人操弄的民選政府，論述綱領也必須跟從軍隊主旋律探戈起舞，又如何肩負和平獎的期許。

緬軍總司令敏昂萊（Min Aung Hlaing）日前在社交網絡上直指若開邦騷亂為孟加拉極端分子所為，希望透過襲擊貌奪（Maungdaw）和布帝洞（Buthidaung）的以建立根據地，而所謂羅興亞人更是從不存在的種族[3]。聲聲奪人的無情宣言，暗示軍方將內部種族衝突一早定調為國防威脅。緬甸政府歷年對羅興亞人種族危機的忽略，除了源自國內佛教國族主義日益興旺和二戰後的解殖遺緒外，更大程度是防範羅興亞人的伊斯蘭意識從宗教轉移到政治之上。儘管羅興亞人已是公認溫和的穆斯林群體，但邦內主要佛教群體若開人一直嘗試透過排擠穆斯林爭取更大的自治權，比如最大黨派若開民族黨（Arakan National Party）在2012年對準羅興亞人的社區暴力，至少造成200人死傷和十萬人流亡家園[4]。長年推演後使暴力變成雙方爭奪政治話語權的唯一方法，政府繼續無視羅興亞公民權問題，而軍方再用治安之名鐵腕管治，結果製造出族群間的鬥爭漩渦。

由於緬甸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來自於少數族裔，自1948年獨立開始相繼出現大小不一的內戰衝突，造就世界上陷入最長內戰的國家之一。六十多年的鬥爭內耗，伴隨大緬甸政策的同化失敗，緬甸不但因族群主義導致發展遲緩，各地動亂更化為外國勢力介入的良機。如今，救世軍在若開邦首次成功發動有組織預謀的叛亂行動，為本已焦頭爛額的緬甸內政火上加油。動亂、內戰和國運被懸於一線，軍方不惜動用引發人道危機的手段來控制情況，正因為毗鄰東亞正面臨伊斯蘭激化浪潮的後遺威脅[5]，阻止以穆斯林分離主義為基礎的國族主義內戰（ethnonationalist civil war）在若開邦發芽生根，維護國體成為唯一選項。

問題是，傳統內戰理論都指出，族群越絕望，只會變本加厲地絕地反擊。比如活躍於克欽邦的克欽獨立軍（Kachin Independence Army）和撣邦的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Myanmar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 Army），前朝政府一直施壓強求文化整合，及後的停火協議則第三方認證從缺[6]，內戰自然難以結束。既然明知會為自己埋下地雷，緬甸當局何以依循舊路執意加快危機？本文著眼於分析緬甸如何觀察內外局勢，試圖還原現時走向的四大主因：第一，羅興亞組織問題；第二，佛教意識過強；第三，外國干政危機；第四，地緣經濟考量。

力挽內憂狂瀾

若開羅興亞救世軍最早能追溯到2016年的針對的拉得堂市（Rathedaung）和貌奪的襲擊，當時組織以「堅定信仰運動（Harakah al-Yaqin）」之名承認責任。據國際危機組織（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所指，堅定信仰運動在沙地阿拉伯受過游擊訓練和建立與外地極端組織的聯繫，不難令人猜想有機會和其餘東亞新興組織合組聯盟，為建設東亞哈里發國的理念背書。雖然領袖亞塔烏拉（Ata Ullah）多番強調襲擊舉動出自捍衛公民權益，甚至單方面宣布停火一個月[7]，但軍方用反恐之名強行用武力優勢清繳組織，顯示軍方欲速根治的進取心態。

如今，軍方施行的手段類似六十年代攻擊克倫民族聯盟，透過執行「四切法（four cuts strategy）」意欲消滅救世軍的食物、經濟、資訊和人員來源。四切法包括執行強迫性移民、大規模無差別的追捕行動、不分敵人平民的攻擊方案、以及針對農村田地的焦土戰略。短期內，佔有戰力壓倒性優勢的緬軍確實能擊退不成氣候的救世軍組織。相比國內多達三萬人的佤邦聯合軍，僅有幾百人的若開羅興亞救世軍缺乏充足軍火來源和專業訓練，暫時不具威脅。不過一旦救世軍獲得外援（尤其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分裂組織）和羅興亞人支持得以穩住陣腳，只會令戰線越趨複雜。故此冒著僵化戰局和加深裂縫的成本，緬甸選擇了快刀斬亂麻的短視策略。

羅興亞叛亂組織的來臨，充其量只是歷年矛盾的一記噴發，其實今年政府已經初步接受由前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Kofi Annan)所領導若開邦顧問委員會(Advisory Commission on Rakhine State)的最後報告方案[8]，內文提及到要保障1982年人權法對羅興亞人的保障、提供人道救援和結束佛/穆兩派的隔離政策，態度卻因救世軍衝突而有一百八十度轉變。原因是軍事屠殺能有望在短期根絕問題之外，更讓國內極端佛教主義情緒得以抒發，從而強化政權統治的合法性和認受性。

自從2011年緬甸軍政府放權過渡成民主政體後，一批由緬甸愛國組織(Patriotic Association of Myanmar，緬語簡寫為MaBaTha)和969運動所牽頭的極端佛教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快速冒起，隨之而來就是仇恨言論、排擠運動、族群暴力、和法外殺戮。民主過渡令少數族群爭取權益解放，而基要佛教主義者則恐怕傷害本身利益，於是一批著名僧侶領袖決定「為民請命」，組織起來向政府施壓。由於宗教組織在偏鄉提供學校、福利、社區服務，其影響力遠比中央政府為高，成功彌補政府在民生管理的角色。而隨著佛教民族主義日益激烈，政府又不能取代享有極高民望的佛教團體，最終唯有與之合流才能維持自身合法性。2012年後全國爆發多次指向少數族群，讓分裂矛盾加深的衝突，正是此一互動的結果。國家命運和佛教民族主義混雜在一起，於是，鐵腕平定若開邦叛亂的方案便變得既能符合國安要求，亦可疏導高漲的民族憤怒。事後政府高調將對方描繪成恐怖主義，完全無視背後的盤根錯節，羅興亞人於是成爲了獲取民意的祭牲。

杜絕地緣外患

無論從地區治安或政治計算，若開邦提供緬甸政府重整旗鼓的機會。短期內軍方大有道理強硬回應，以強化政府保障主要族群權益的形象，避免伊斯蘭分離主義內化和極端佛教組織分庭抗禮。雖然緬軍對內強硬奏效，對外則引來國際多方異議，更招惹東亞邦國評擊,如去年十二月馬拉西亞首相納吉·阿都拉薩（Najib Razak）甚至打破東盟傳統公開斥責昂山素姬縱容悲劇[9]。然而在處理衝突背後，緬甸實際上受到各自因爲潛在分離主義以及渴望增長地緣影響力俄羅斯和中國的影響。

在九月四日，大約有三萬人聚集在俄羅斯車臣共和國首府格羅茲尼，他們高舉標語口號要求俄羅斯介入羅興亞的人道災難。車臣總統拉姆贊·卡迪羅夫（Ramzan Kadyrov）更在社交媒體進行直播[10]，表示有意安排親衛部隊協助災民，並說：

“就算俄羅斯支持那些犯罪魔鬼，我也反對俄羅斯的立場（Even if Russia will support those devils who are committing crimes today, I’m against the position of Russia）[11]”

由自稱為普京門前卒的親俄鬥士，到連日判若兩人般為羅興亞危機開腔，車臣總統卡迪羅夫的舉動獲得北高加索地區的宗教領袖紛紛支持。年屆四十的卡迪羅夫在十年統治之中，令車臣變成一個行使極保守伊斯蘭法的宗教國家，東亞的穆斯林危機成為他躋身國際伊斯蘭領袖的舞台。早前，卡迪羅夫就以色列對伊斯蘭第三聖地阿克薩清真寺的保安爭議開火，揚言要搬到聖地守護[12]；而年前的卡迪羅夫在車臣主辦的國際穆斯林會議中，更把沙地阿拉伯從嘉賓名單中剔去[13]。卡迪羅夫的外交野心和俄羅斯對穆斯林政策的分歧，終於在緬甸事件中浮面。去年俄羅斯和緬甸簽訂軍事協議後[14]，兩國關係理應進一步和好，中途卻殺出車臣這個 “程咬金”,令克里姆林宮尷尬不已。

更令普京擔憂的是，卡迪羅夫可能不再是可控制的中介人，他的穆斯林野心恐怕會刺激新一輪車臣對俄羅斯高壓政權的反彈，最後演變成分離份子和聯合伊斯蘭武裝組織的安全問題。故此，普京立刻嚴厲斥責卡迪羅夫的言論，並為了防止國內異議聲音持續，乾脆支持緬甸軍方處理羅興亞問題。緬方亦不想議題持續發酵，讓土耳其和伊朗等國家在明或暗支持羅興亞人。相比人道問題，緬甸和俄羅斯更優先考慮如何控制穆斯林，慎防兩國點燃危害統一的藥引。

中國作爲另一個站在緬甸背後的國家，不但需要緬甸的治安能力，更依賴緬甸的地緣局勢突破發展限制。本年四月，中國和緬甸才落實開通始於馬德島（Made island），通往實兌(Sittwe)港口連接中國昆明的原油輸送管道[15],可直接從緬甸油產運往雲南工業區。中國視管道為能源管道多元化的第一步，有望突破能源咽喉馬六甲海峽和南海的單一限制。假如騷亂內化將有礙中國一帶一路計劃的投資，長遠有傷害皎漂經濟特區的建設計劃的風險。尤其是中方視中緬油管為密松水壩計劃胎死腹中後，終於在能源議題上獲得增加兩國合作的方案，進一步增加在東亞地區的話語權，慢慢擠減美國亞洲影響的一盤大棋。假如皎漂在中緬協同下成功發展，中方甚至有望建設港口連接孟加拉灣，增強對南亞以至印度洋的海權控制。